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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十大考古评选，所谓考古界的“奥斯卡”4月12日揭晓了。
从万年前的宁夏青铜峡鸽子山到明清的桐木岭矿冶遗址，我们在这十个项目中就可以穿越古今、纵横南北、神思邈邈。
十大考古评选已经举行了27届，如果把这项在地图上列一列排一排，所有的考古人其实都应该感到骄傲。如果我们把那些没有评上十大但同样精彩的项目增加进去，那更是不得了不得了。
“十大考古新发现”只是当年考古工作的一次集中展示，而更多的故事还需要通过考古人来传播来讲述。让考古人自己来讲一讲自己的生活，你会发现他们与《盗墓笔记》所说的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这次我们请到的四个人，彭菲和孙勐负责的项目最终进入了十大，而郭物和刘瑞的项目入围了25项，但没有进入十大，但他们俩的考古工作也得到了一致的赞誉。
下面，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1、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
简介：遗址发掘出距今年、年和年3个文化层位。直径不足2毫米的鸵鸟蛋皮装饰品是同时代发现最小的同类型遗物，革新了我们对万年前人类运用复杂技术能力的认识。植物考古提取到了植物种子的遗存，意味着早在1.1万年前，先民就开始了对植物的利用。呈条带状分布的柱洞和数十处结构性火塘则揭示了居住和用火的状况。
拼出万年前人类生活的画卷
项目负责人：彭菲（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
人类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的适应和生存能力是我们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所处时代正是末次冰期最后一个极端事件——新仙女木期，气候异常寒冷，世界各地的考古资料已经显示，正是在这次寒冷期过后，人类开始进入了新石器定居时代，农业开始出现，人类行为和技术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鸽子山遗址发现的数十处用火遗迹反映了人类对这一极端气候的一种适应方式。不仅为了取暖，或许带有一些熟食的功能，这些用火遗迹有的是具有结构性的，我们称之为火塘（见下图），即由一些石头围城一个圆圈，在圈内挖一个浅坑，坑内现在遍布黑色的灰烬和炭屑。恰巧不久前我看见一个关于新疆罗布人饮食的一个纪录片：罗布人将羊肉切块放入羊胃中，同时放入一些烧的滚烫的石头，再封好口，在沙地中挖一个浅坑，把胃放入坑中，覆上黄沙和木炭，几个小时后，这些羊肉就熟了。鸽子山年前的古人类是否也采用这种方式利用火塘？我们还需要用更多科学手段，如对火塘中的土壤成分进行分析，看看是否有油脂肉类残留物；利用土壤微型态技术在显微镜下对这些堆积的结构进行观察和解释……现代考古学已经不是只凭考古学者的直观认识获得结论，多种科技手段的介入才使得考古学者对发掘出土遗迹遗物的解释更为完善和可信。
鸽子山遗址的先民们对于环境的适应不仅体现在用火方面，他们对于艺术装饰品的追求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民族学资料已经显示，一些非洲沙漠附近生活的原始部落至今仍使用颜料涂抹全身，一方面是为了彰显族群特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皮肤不被烈日灼伤。鸽子山遗址距离沙漠并不远，虽然人类涂抹颜料的证据很难保存至今，我们在遗址中也只发现了零星红色的染料信息，但我们发现的一些万年前的鸵鸟蛋皮的钻孔装饰品和用方解石钻孔的装饰品（见下图）已经说明了他们对美和族群特征的追求和高超的工艺品制作技术。
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也许是因为人口数量的增加，或是环境压力的结果，古人类饮食的食谱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本没有被纳入人类食谱的小动物，如兔子，鸟的骨骼开始大量出现于考古遗址中，学者们称之为“广谱革命”，除了动物资源，“广谱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植物资源的大规模利用。鸽子山遗址发现了数以百计的磨盘和用以研磨的磨棒（见下图），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磨盘上的植物淀粉粒残留信息，说明这些磨盘是古人类用于进行植物资源加工的工具，也反映了古人类的植物性食谱。我们还从鸽子山发掘的土壤样品中浮选出了包括沙蓬、大籽蒿等大量的可以食用的植物种子。
青铜峡当地现在非常有名的一种小吃，蒿子面，其制作方式就是将蒿子草籽研磨成粉，混合面粉制作成面条。是否当地古人类在万年前就开始食用蒿子草籽？随着植物考古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得到更为清晰的答案。
对于我们从事旧石器考古的工作人员，万年，数十万年，乃至百万年前的遗址所提供的信息是极为支离破碎的，如何通过这些残破的碎片，拼筑一幅古人类生活的画卷是每个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正是这种带有破案性质的工作深深的吸引着我，像一名探员一样一点一点尝试去拼回这些逝去的记忆。
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可以拼接出一万年前这里人类生活的完整画卷：黄沙边，山脚下，泉水汩汩，芦苇摇摇，古人类逐水而居，佩戴串珠，点燃篝火，美食飘香，歌舞不歇……
2、新疆青河三道海子遗址群
简介：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三道海子分布着大小各类石构遗址，年“三道海子墓葬及鹿石”被评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出鹿石、盾牌石、奠基的碎人骨、祭祀动物骨骼、祭祀石圈、烧灰等，由此可知，大约公元前年，三道海子被早期游牧王国选为祭祀圣地，是统治集团夏季举行祭祀活动的礼仪中心，与祭祀天地日月、整合草原不同人群、控制阿尔泰黄金资源有关系。
从时代和扩张态势等因素分析，以俄罗斯图瓦阿尔然墓地和三道海子遗址群为代表的艾迪拜尔/三道海子文化可能是西方文献中的“独目人”，中国文献中的“一目国”留下的遗存，可能是欧亚草原最早建立游牧国家的人群之一。
对抗岁月流逝的三道海子
项目负责人：郭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三道海子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所在，如天堂圣殿一般。
6月底，翻越最后一个达坂，花海子漫到眼前，一个空旷碧绿的草原顿时安静了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行进，原来阻挡视线的山坡一个个被踩到脚下，那些石头垒成的巨量堆子，静穆地立在风云变动的高山之巅，鹿石（见下图）陪伴着石堆，在日晒雨淋中对抗着岁月的流逝。
三道海子虽然有阳光和煦山花浪漫的时候，但毕竟是高纬度、高海拔的山区，因此，缺氧、温差大是常态，刮风下雨是常事，大雪更是常客。我们一上山，就会买几吨煤到工地取暖。夜晚的三道海子，我们的帐篷总是暖融融的。不过刚睡下时，炉火很旺，如果不会捂火，下半夜煤炭燃尽，就会被冻醒，在冰冷的被子中熬到天亮。我们的工地距离山下县城有二个半小时的车程，而且山路弯弯，下山不易。工场上扎着帐蓬，既漏风也漏光，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洗澡。天气好的时候，男生有一部份偶尔会到湖中洗一洗，湖水也是透心凉，特别是脚踩的湖底淤泥，那真是万年的老冰泥，让人寒战！女同志们在山上是洗不了澡的，帐篷太冷，而且害怕走光。下湖洗澡，更不敢。幸好天气凉爽，没有汗流浃背，所以拖上一段时间再下山洗澡也无妨。
年院里领导视察我们的工地，看到我们的困难，把所里的一辆房车划拨给我们。这下解决了好几个问题。我终于有了一个安全地放工作经费的地方。晚上住到房车上，虽然不暖和，但是恒温，钻进睡袋，多盖一些，没有温度变化，可以睡好一点。大家洗澡的事，还是没法。山上取水发电都非常麻烦，因此，房车上的洗澡设备一次也没用过。幸好大家也不讲究了，忍一忍就过去了，技师娄朋飞最长的一次有一个多月没下山。考古队也尽量轮流开车带大家去山下洗澡。
酒和考古有不解之缘。如果有客人来工地，那一定是要喝酒的。喝酒之前也会次血丰盛的美食，这样的时候，欢乐的气息就会弥漫小小的空间。晚上喝多了再一起看看触手可及的银河数一数如瀑布挂在眼前的星星……
想来公元前第一千纪初期的星星也是这样的明亮。那时欧亚草原正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经济游牧化，社会急剧复杂化，早期游牧国家形成。强势智慧的部落首领为了整合草原不同部落，运用一些新的手段来实现草原的联合和统治。整套蕴含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艺术主题和王权威权物、大型王族墓地、季节性的大型礼仪中心就是其标志。
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规模宏大的遗址群正是这样的礼仪中心。我们考古队在三道海子发掘了第二大的三号遗址，揭示了这类遗址的结构，并通过碳十四测年，确认了年代，首次发现盾牌石，其中8块刻纹盾牌石尤为珍贵。根据比较研究发现，俄罗斯图瓦阿尔然墓地是这个早期游牧国家首领的王族墓地。结合分布广泛的十字轮辐石围石堆遗址和整套蕴含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艺术主题，公元前9至前6世纪，欧亚草原东部第一个强大的游牧王国重新从历史的尘埃中得以立体呈现。这个王国开创了欧亚草原游牧文明的若干重要传统，在其后的大月氏、匈奴等游牧社会中的到传承和发展。
希罗多德的《历史》曾记载了“独目人”的强大和扩张，从时代和扩张态势等因素分析，公元前9至前6世纪艾迪拜尔文化/三道海子文化的形成和扩张可能反映了这个历史进程。
而中国文献中的“一目国”也和遥远西方文献的记载暗合。独目人的强盛间接导致斯基泰的西迁，极大地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
中国新疆青河县阿尔泰山巅谷地的三道海子，是欧亚草原早期游牧王国最早、最大、最高级的通天圣域，至今矗立在高山草甸之上、湖泊河流边的石构祭祀遗址群，见证着2年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游牧国王的虔诚、自信和雄心。他们就是以这种庄严宏大的方式宣告了游牧时代的到来！
3、陕西安汉唐昆明池水系
简介：昆明池是汉武帝在上林苑中开挖的大型池沼，延续到唐代仍继续使用。年秋至年夏，对汉唐昆明池开展的考古勘探较完整获得以汉唐昆明池为中心水系的新认识，勘探确定了昆明池的池岸线所在，确定昆明池的东岸线的北段分早晚两期，确定早期昆明池面积约14.2平方公里，晚期扩大为15.4平方公里。勘探确定昆明池之水源自秦岭石砭峪，在石匣口村西进入昆明池。更为重要的是，在昆明池池底淤泥下存在一条位于镐京遗址东、南侧的大型沟渠，沟西、北密集分布周代遗存，该沟渠大体可视为镐京遗址东界及南界。
我们的探孔总长相当于从西安钻到了北京
项目负责人：刘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颐和园内那个水波荡漾的昆明湖，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知道，最著名的传说是本来是扩建海军的钱被慈禧挪做了寿礼，搞了个颐和园开了个昆明湖，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昆明湖的源头在今天的陕西西安的昆明池，当年确实是为了训练水军而开凿的。
根据文献记载，元狩三年（公元前年），汉武帝受凿通丝绸之路张骞的启发，准备绕过匈奴阻隔转道西南，计划通过印度到达大夏的企图——今天叫开通西南丝绸之路，被今昆明夷破坏后，他随即派人在首都长安附近开挖昆明池以练水军，做军事征伐的准备。没过几年，元鼎元年（公元前年），汉武帝在南越不愿内属的情况下，计划对远在岭南的南越进行武力平服，于是在原基础上扩大了昆明池，并在其中建高十余丈“楼船”加以训练战备。
从后续发展看，在汉对南越首都番禺的战争中，的确是由在昆明池中得到足够训练的楼船将军杨仆首先破城，为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杨仆才被称为“第一任海军司令”。（杨仆南下平叛历时一年有余，足迹踏遍了今天的广州、香港、珠海、深圳和海南岛等大片土地，为打击叛乱势力，维护民族大融合的太平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史记》、《汉书》都记载了楼船将军杨仆平南越之乱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唐朝著名诗人杜甫有诗曰：“卫青开幕府，杨仆将楼船；汉节梅花外，春城海水边。”至今南雄一带仍有“杨历岩”、“楼船水”等地名，表现了后人对杨仆的思念。）
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楼船将军杨仆，还参与了汉王朝对朝鲜、东越的战争，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因此当他在向汉武帝申请移民关中的时候，汉武帝干脆就不让杨仆搬家，而直接将关中东大门向东迁移，将杨仆的家包进去，建在了今河南新安一带，杨仆就这样顺利地成为他向往的关内之人——这座因杨仆而修的关城，几年前早已在丝绸之路总名下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当然，在训练水军的同时，这座长安附近上林苑中的最大水体，昆明池一直是历代皇帝游玩的重要地点，而当天子去昆明池游玩的时候，往往都会带上大臣和外来蛮夷首领，让他们通过观赏昆明池的浩瀚来赞叹中央王朝的伟大。如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就在贞观五年（年）“大狩于昆明池，蕃夷君长咸从。”可以说，昆明池是因丝绸之路生，也因丝绸之路兴，是一处罕见的与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均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水体。它从汉武开凿到唐祚东迁，在长安城外存在了千年以上。
昆明池的位置和规模，在文献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载其位于长安城西南周镐京之侧。如杨守敬、黄盛璋、谭其骧、史念海等等学者就都曾对昆明池做过一系列在池体大小、位置、与周围水网关系有不少分歧的大体复原。而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来探索昆明池，在年代初、年进行了两次。不过，这两次工作，虽然基本确定了昆明池的位置，但无论是池岸、池形、进出水口的位置和数量、岛屿数量，还是昆明池与镐京的关系，都有很明显的差异。从年秋开始，受西安昆明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为配合陕西省斗门水库项目建设，开始了对昆明池的第三次考古。
从年8月到年底，考古队在1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用探铲打下64万个探孔，探孔总长达万米左右，差不多相当于从西安北站一直钻探到了北京永定门。之后考古队根据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针对池岸线、沟渠等存在争议的地点，布设了探沟（方）95条（个），在较短时间内较完整获得了以汉唐昆明池遗址水系为中心的一系列新认识。
现在已可确定，由于昆明池的东、北部分池岸可分早晚两期，使得昆明池早晚面积出现差异，早期约14.2平方公里，到唐代中期扩大到15.4平方公里左右。昆明池大体上最深处约3.3米，平均深2.2米左右，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它早期的库容约0.亿m，后期库容约0.亿m。在获得这些数据后，我们就第一次知道了汉武帝时代修建的这座平原水库，即使到今天也已经相当是中型水库的规模了。从勘探情况看，昆明池是将南侧交河（古）的水，通过一条8.5公里左右的引水河，从西南方向流入昆明池，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并且，在进水口的旁边，我们还勘探发现了一条从昆明池南侧、东侧向北流淌的已获长6.5公里左右的大型沟渠。
在查阅文献后，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应该就是从未开展过考古工作的、同样是汉武帝时期开凿的、保障了汉唐首都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千年左右的漕渠遗址——这就是当时的大运河啊。昆明池东侧、北侧的几个出水口所流出的池水，最后都分别或集中流入漕渠，既补充漕渠水量，又使得昆明池水在流动中加快更新。
考古是一个能不断给人惊喜的行业。随着昆明池勘探工作的不断深入，意料之外的收获接踵而来。除了漕渠等发现外，令人高兴的，还有通过发现并确定镐京东界、南界而基本确定了镐京范围，还有意外发现一处大规模夏商时期遗址。
年，当我们在为了确定昆明池深度而进行的穷尽式的向昆明池底的勘探过程中，在昆明池底发现了一条西南——东北向的长达4.2公里左右的沟渠，之后的勘探显示出，在这条沟渠的西侧密集分布着大量的灰坑、墓葬等各类遗迹，而在东侧则没有任何同时期遗迹。如《道德经》“有生于无”的哲学所揭示的，沟渠两侧遗存分布的巨大差异，揭示出沟渠应是区域内古代遗迹的分布之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地位。而随后开展的发掘表明，这条沟渠及沟渠西侧的遗迹基本上均为西周时期，那么它所围护起来不恰恰就是周的镐京吗？——镐京的东、南界找到了！——这是八十年来镐京考古的突破性发现！
嗣后，在收集文献记载、整理考古资料后我们发现，这条周代沟渠向南其实与昆明池的引水河连在一起，这样一来，说明原来我们认为的昆明池引水河其实最早形成于周代，到汉代开凿昆明池之后，取水口至少的继续使用，而之下的则沦没与昆明池底，不为人所知。从水的流向看，它将水从南侧引来向北流入镐池，不仅是周代的南水北调，而且更是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长安八水中的镐水，这是周代水利考古、西安历史地理的重要发现。
五年来我们在汉唐昆明池的考古勘探与试掘，不仅第一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昆明池池岸和进出水系统，而且第一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攸关汉唐首都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漕渠渠首及部分渠线，是一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汉唐水利工程考古，清晰的揭示出汉唐最强盛时代水利工程、中国古代都城附近最大人工水体的宏伟面貌。而与此同时，第一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周镐京的东界、南界，为八十年来周代都城考古的突破性发现；第一次用考古学方法确定了滈水的位置和走向，确定它是周代的人工沟渠，同样可以说是周代水利工程的大发现。
4、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简介：这是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而开展的一项大规模考古工作，勘探万平方米，发掘4万余平方米，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千余座墓葬，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这座通州最早的县城平面近似方形，边长约米，城内发现了汉代、辽金和明清三个时期的道路遗迹。以路县故城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呈环状分布了由战国至明清的墓葬，数量众多、时间延续长、类型多、随葬品丰富，为还原古代通州地区社会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故事了
项目负责人：孙勐（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一座未来的千年新城正在建设之中，一座历经千年的汉代古城也保下来了，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完美的古今和谐的文物保护佳话。
一年之中，在通州区的潞城镇，我们勘探了万平方米，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这个数字，决不少于近10年来我们在通州区的考古工作总量。目前的故城遗址，距离城市副中心的政府大楼不到两公里。这么来看，城市副中心的选址与古人不谋而合，与北京地区中心城市由西向东的历史发展趋势一脉相承。
提起北京的通州，大家常常会想到“首都的东大门”，并且会与玉带般的大运河及繁忙的漕运联系起来。近两年来，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大家对于通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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